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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雨水特别多。
我蹲在供销社门口的石阶上,看父亲把最后一摞账本搬进板车。算盘珠子在竹筐里叮咚作响,像散落的星辰。他的蓝布衫被汗水洇出盐渍,那是连续三昼夜核对账目的印记。
"爸,算盘能换糖吗?"五岁的我扯着他衣角。父亲的手悬在算盘上方,指节因长期握笔而泛白:"这是吃饭的家伙。"他突然把算盘扣在我头顶,"听,这是响雷。"
算盘珠滚动的脆响惊飞了檐下麻雀。那夜我梦见无数数字化作萤火虫,在父亲佝偻的背上闪烁。
"老三,过来。"父亲把算盘推到我面前。煤油灯将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株倔强的老竹。"算盘分九档,上二下五,珠子要对齐..."他粗大的拇指和食指捏着我的小手,"就像做人要正直。"
我总把"一去九进一"念成顺口溜,父亲却用竹尺敲我手背:"账房先生差毫厘,百姓就要饿肚皮。"他让我用玉米粒练习定位,直到能闭着眼准确拨出"1961年10月"——那个他被下放的日子。
改革开放那年,父亲在集贸市场支起帆布篷。褪色的蓝布衫换成洗得发白的的确良,不变的是别在胸前的英雄钢笔。他用红绳把算盘捆在腰间,账本里夹着《会计法》,扉页写着"童叟无欺"。
"老张头,这杆秤准吗?"买豆腐的大婶眯眼瞧。父亲抓起算盘噼啪拨珠:"您看,二斤三两七钱,四舍五入就是二斤半。"围观的人群笑作一团,算盘珠子在晨光里蹦跳成金色的雨。
"爸,为啥不把零头算进去?"我趴在柜台边数硬币。父亲用算盘杆敲了敲我额头:"人心是杆秤,多算半两,就少了半两信任。"他翻开泛黄的账本,"看,这是你姐上大学那年,李大爷赊的二十块钱,三年了还没还..."
临终前,他把算盘塞给我:"珠子要对齐,账要算清楚..."声音消散在心电图的长鸣里。我攥着温润的枣木算盘,突然发现每颗珠子都刻着极小的"信"字,那是父亲用钢针一笔一划刻的。
如今我的办公室墙上,老式算盘与智能财务系统并列。每当有年轻同事好奇地拨弄珠子,我就会讲起那个在雨夜里核对账目的身影,讲起算盘珠子如何在时代浪潮中,敲打出永不褪色的诚信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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