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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风云之谭嗣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于1865年3月10日生于顺天府（今北京市），于1898年9月28日英勇就义。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他不仅诗词文章写得好，还习得一手好剑法，很有侠义精神。
人物生平
1865年（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
1870年（同治九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77年（光绪三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光绪十年），也就是谭嗣同十九岁的时候，他离家出走，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开始思考变法图强的问题，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那个时候的谭嗣同对于清朝政府的统治者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广交好友，结识了梁启超，康有为，翁同和等有识之士。谭嗣同在和这些人的交往之中，明白相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就必须要用新的思想。
之后谭嗣同旋奉父命，被迫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准备正式上任）期间，博览群书，研究各种变法理论，开始创作《仁学》。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召集唐才常等知识分子创办了以维新派思想为主的时务学堂，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
除此之外，谭嗣同又在湖南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他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让湖南一跃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个省份，他也很快成为湖南的“新政人才”。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并创办由他任主笔的《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颁布变法诏书后不久，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8月21日，谭嗣同来到北京。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谭嗣同并说：“朕愿意变法，只因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你们有什么维新的计划，都可以上奏。我若有什么过失，你们也可以当面提出，我必速改。” 谭嗣同听了表示：“臣一定为国事尽心竭力。”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可是，顽固派的力量太强大了，而且朝政大权在他们手中。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等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得到慈禧太后要发动政变、废除新政的密报。他想到，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的袁世凯没表示反对维新，而且手里有兵，于是决定冒死夜访袁世凯。
谭嗣同向袁世凯慷慨陈词，晓之以大义，并请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救出光绪帝。袁世凯假意答应先回天津除掉顽固派大臣荣禄，然后率兵入京，但却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暗中向荣禄告密，荣禄又密报给慈禧太后。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仍从容镇定，他联系那位侠客朋友大刀王五，希望他能救出光绪帝。
王五回答：“救皇帝人手不够，但可帮你出城。”
谭嗣同谢绝了王五的好意，决心做变法流血的第一人。
维新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梁启超，要约他东渡日本避难，谭嗣同拒绝了，并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他，与他诀别：“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当时日本使馆也言明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谭嗣同毅然回绝了，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绝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年仅33岁的谭嗣同慷慨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与他一同就义的还有其他五位维新志士：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他们六人在历史上被称为“戊戌六君子”。
变法的最初结果是获得了光绪皇帝的认可，然而这种变法却没能坚持到最后。在当时以慈禧太后为主的一些顽固派人士的利益冲突下，他们是绝对不会允许谭嗣同的变法成功的，所以当时慈禧太后幽禁了光绪皇帝，废除了戊戌变法，并且下令逮捕处死了以谭嗣同为主的戊戌六君子，至此谭嗣同的一生就结束了，而这也就成为了现在流传千古，广为佳话的谭嗣同的事迹了。
谭嗣同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却将自己的才华与学识传授给了他的学生们，其中比较出色的有两位，其中一位是杰出军事领袖蔡锷，另一位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教育家杨昌济。话说这杨昌济的一位学生就是毛泽东，蔡锷的一位学生是朱德，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伟人在我们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中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人物评价
新华网：戊戌变法虽然失败，谭嗣同也被杀，他的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同时也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让后人永远去敬仰。
光明日报：（唐才常、谭嗣同）两人生前“生同志，死同烈”的誓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相关人物
谭继洵（1823年-1901年），晚清官员，为谭嗣同之父。字子实，号敬甫，又号剑芙，湖南浏阳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子谭嗣同参与戊戌变法受株连罢官，后卒于浏阳。
谭继洵于1878年至1889年任巩秦阶道道员和甘肃布政使禁罂粟，兴蚕桑，救济灾民，倡导接种牛痘疫苗以防止天花，严惩盘剥百姓的胥吏等，使当地民生得到较大改善，其在甘的举措，维护了当地社会的稳定。
在政期间，办事唯谨。湖广总督张之洞办事专断时，他也不敢违抗。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激荡，谭继洵思想偏于保守。湖广总督张之洞每约其联衔陈奏新政，皆谢不敏，与张之洞论事每多相左。其子嗣同，锐意维新，父子间意见亦不合。谭嗣同和唐才常倡导变法，计划在浏阳设立算学格致馆，推广新学，唐才常与刘善涵曾婉请其出名首倡，藉资号召，而谭继洵表示：“守老氏之宝，不欲为天下先。”张之洞条陈新政时，也不予会衔。“百日维新”期间，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所参劾，在所奏不称职官僚折中，指出：“即湖北巡抚谭继洵守旧迂拘，虽人尚无他，要非能奉行新政者。此等即不逢裁缺，亦当分别罢斥，或优之听其告休。”及至谭嗣同以主张变法得入军机，谭继洵又疏荐宋育仁为人才，但奏入时已发生政变。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遇害，谭继洵被连坐革职，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二日（1901年10月23日）忧惧而卒。
李闰（1865年-1925年），病逝于浏阳谭氏大夫第，是谭嗣同的夫人，长沙市望城县李篁仙之女。
李闰生长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礼，而谭嗣同冰雪情操，著文反对纳妾，而且严以律己。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年夭折，但她和谭嗣同仍然相敬如宾，伉俪情深。在谭嗣同生前，她理解和支持丈夫的政治追求。江湖多风波，道路恐不测，谭嗣同北上后，牵肠挂肚的李闰曾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真是弱女子的真情，烈女子的至性！而谭嗣同在长沙写给李闰的信，称谓是亲切的“夫人如见”，以“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相劝勉，似乎有某种预感，而意欲让李闰有思想准备。以上所引的留别诗更有珍重与托付之意。果然，不久噩耗传来，李闰痛失良人，终日以泪洗面。谭嗣同牺牲后，李闰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并写诗道：“前尘往事不可追，一成相思一层灰 。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她年年在谭嗣同的忌日悼亡赋诗，有悼亡诗一卷留于浏阳天井坡谭家祖屋，可惜“文革”中被抄家而下落不明。流传至今的一首七律《悼亡》，今日读来仍然令人一洒同情之泪，而想见作者当年之痛断肝肠：
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为了尊重和纪念先烈，她从他们原来的卧室中搬出，住到与谭继洵卧室隔天井而相对的房间里。李闰还悉心将谭嗣同的多种遗物，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后来也不知所终，令人扼腕叹息。
在谭嗣同死后，她承受巨大压力，勇敢走出家门，继承并践行丈夫的遗志和遗愿，四处奔走，救助被遗弃的女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了浏阳前所未有的女子师范学校，帮助贫苦的女子读书。
李闰逝后，康有为、梁启超为祝贺她六十寿辰联名敬送匾额，上书“巾帼完人”，与谭嗣同烈士祠堂梁启超题写的“民国先觉”相互辉映，但也于“千载难逢”的“文革”中被抄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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